收到家乡朋友来信，得知叶精神病复发于前天赴榕治疗。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，许多往事起压在心头，使我忘记了窗外萧瑟的清风和衣履的单薄。迷惘的、揪心的阴影像黑暗的怪魔沉重地挤压胸口，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闭上眼睛，就好像看到叶瞪着失神的双眼，呆滞地盯着我，自言自语的嘴唇好似在念叨着什么。消瘦的瓜子脸白里透青，只有从那匀称的苗条的身影还能看出一些昔日少女的丰彩。唉！我起快睁开双眼，伸出双手，极力推去幻中的身影，也许，是想把它拉到身边吧！但只是机械地抓住手上的书和纸。

       昔日的她，是那样的可爱，天真。那纯洁无邪的大眼睛时常闪烁着快乐的光茫，充满了对人生的向往，也流露了幼稚的无知。据说，无知也是一种幸福，在那无知者的头脑里好像一张白纸白壁无瑕。

       无知有两种，一是，愚昧蛮横，近似未开化的无知。一种是幼稚孩提的无知。前者是霸道，不讲道理，为社会和文明所唾弃。后者却饱含 对未来的探讨，索求。在我们各种人的记忆宝库里，挖掘深处，能发现多少童年时代可笑的趣事啊！总之，无知就是幼稚，这样的无知并没有什么害处，要紧的是人们在那无知的心灵上印上些什么。

       我是一九六八年和叶认识的，十一年前的今天，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火热阶段。那时，许多东西被颠倒了，扭歪了，马路上，墙壁上，贴满了《炮轰***》《打倒***》大字报，大标语。揪斗、游街每天可碰到十几回。那许许多多猛烈炮火，震昏了人们的头脑。简直不知还有多少清醒的人了。我们家门口的柱子上，已经第四次刷上了“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”的标语油漆。刚刚进入青年时代的我，虽然还是那么幼稚无知，也被大革命的强烈风暴卷了进去。自从六六年小学毕业以后，我就失学了，成天紧跟在大孩子屁股后头，替他们散传单，贴标语。真有股革命热情，若不是爸爸后也当上“黑帮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说不定我还能真的为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”拼出什么名堂来呢。有一天，游斗的队伍来到我爱附近十字路口，高音喇叭尖啸着。我顾不上看书跳出门，也挤进人群。啊，这正在批斗一个有历史问题的“阿保”。“打倒保皇派”“砸烂历史反革命的狗头”。号声此起彼伏，石瓦片一片接一片地飞过来。这时，我热血沸腾，忍不住奋臂高呼起口号。是啊，红色江山岂容变色。正在起劲之时，有人拉我。回头一看，是爸爸，他一把把我拖回家，关上大门，铁青着脸，二话没说，甩手就是二个耳光，又抄起竹片，辟头盖脸一顿好打，够了，扔下竹片，阴沉着脸，上楼去了。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来也没发过这么大的火，虽然他平时严厉认真，对什么事都一丝不苟，但也从来不体罚我们。痛、委屈、我不禁要大嚎一场，只是因为怕激起爸爸的气愤，才极力压抑着，把脸憋得通红。

       妈妈回来了，奇怪她看到我这样并不惊讶，也没像往常一样进来，用她柔弱的手掌抹去我脸上的泪水，而径自上楼了。少停，传来父亲干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，那声音哀痛，委曲，悲感。“-------想不到，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换来的都 是唾沫和拳脚。斗我、打我、绑我，哎！他们为什么------啊，心啊，一代人的心--------”。父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默默无语的母亲只是低声抽泣起来。啊！我颤抖了，我明白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！父亲，我的爸爸也像刚刚被游斗的人一样，被打被拉，被扔石头，天呀！天！竟有这样的事，爸爸他，他兢兢业业，为了学生的教育化费了多少心血。从我懂事那天起，哪一天没看到他备课，批作业，一直工作到深夜。冬天，披霜风，迎晨露；盛暑，顶烈日，伴晚霞，到底有什么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呢？“黑帮”“洋奴才”等等之类的帽子戴到他头上。 啊，爸爸，我亲爱的爸爸-------，也许是他那正直、严厉、不肯阿谀、迁就的性格害了他？我现在才明白，您为什么打我，您打吧，打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吧-------。

      随即而来的是抄家，搜查。你几十年的教学笔记，书本被一扫而光，理由是以防毒汁扩散.......

        从此，我再也没去参加那些游斗，撒传单，贴标语 。每听到游街的过来，就关上大门，唯恐是斗爸爸的。

       不久，中学复课闹革命了，我也上了初中，幼小的心灵上受到一种残酷的精神压抑，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。红卫兵不能参加了，团活动也不能参加，给烈士扫墓不能去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.......在校如此，家里也不好受，邻居的伙伴们冷淡了，疏远了，见了面就骂“小黑帮”“小坏蛋”，有一次，好容易说好让我参加玩“打游击”，抽签分派，我是“好人”。战斗开始了，我兴奋地冲呀，抓呀，半个多钟头下来，“坏蛋”被抓得差不多了，“俘虏”关在楼下的小房里，由我看管，就这样惹事了，“哼，这小坏蛋也配抓我们，”“对，他没有权利管我们，他只能当坏蛋”“前天，他爸爸还被我爸爸打了二个耳光，还踢了一脚，连动都没敢动，哼！”“这个小黑帮，揍他”“对！揍他”。突然他们一轰而上，把我围起来，七手八脚就干开了，天啊！冤枉，我不敢还手，转头就跑。“打倒小黑帮”“砸烂他的狗头”.......背后传来哈哈的笑声。我一口气跑回家，嚎陶大哭，委屈，受辱。我突然冒起一股对父亲的怒恨，我恨.......但是，又是谁使他成黑帮呢？爸爸那天的话语时常回荡在我的耳旁，不，不能怨他，我的好爸爸。我不知一切为了什么，只感到心被刺了一刀，血在流着，惆怅，悲痛。多余的精力无从发挥，就学习小提琴，沉醉于小说之中。

       一天下午，下课后，同学们都到操场打球去了，我独自倚靠在栏杆上，低声吟哦着前天看到的一首诗“细水涓涓似泪流，日西惆怅小桥头......”“哈、哈！哈！”突然一串高吭的带着童音的笑声把我打断了。哦，是她！她叫叶绿琳，是我班最小的一个同学，生着两 只大眼睛，瓜子脸，细长的身材，十分活泼，每逢下课她那声音就传到教室每个角落。据说，她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，只有一个哥哥和母亲。现在她站在我面前，手执一只滑稽翔机模型，两只上跷的羊角瓣子刺向天空，捷毛扑闪扑闪地。笑着说：“哈！这儿还躲着一个“诗人”嘿！你干吗呆在这儿，大家都踢球去了。”说着，跨上两 步，拿起飞机，挂上橡皮，“嗖”的一声射了出去，但是显然飞机作得并不高明，只见一离手，机头向上，冲了三四米，向左一转，盘旋着一头栽了下去。“哈、哈！”我乐了。她不服气地捡了回来，挂上勾。“不要射，拿来我看看”我把抓过来的飞机看了看，拿出刀子，边教训着她边修了起来。“这机翼太厚，水平翼歪了，机身稍大。”我嘲笑了一阵，也修好了，挂上橡皮，一弹，嗨！只见飞机平稳地向前滑去。“万岁！”-------她大喊着冲了出去。一会儿，她捡了飞机回来，坐在栏杆上，歪着头，愉快地说：“你真行，我作了几架都飞不稳，嘿！想不到你也会做飞机，但你为什么一个人呆在这儿，不去踢球呢？我看同学们好像不爱和你在一块儿。”我的心被刺了一下，没回答。“噢，对了。他们说你爸爸是个坏蛋，是吗！”她好似在审问我似的，我心里怏怏不乐。对于这个女孩子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对呀，谁叫我是个小黑帮呢，但是，“哼！”我恨恨地答道：“我才不稀罕和他们一块儿玩呢。我，我不喜欢踢球。”话一出口，脸刷地红了，低下双眼，不敢正视她的大眼睛。我努力强打精神，装着不屑的样子，企图掩盖那常使我难过的自卑感。

       从那以后，我们接触渐渐多了。在课堂上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，倒是常到工厂，农村学工、学农。也许是同学们对我的冷淡，激起绿琳对我的同情，或是女生特有的怜悯，说不定命运早就注定我们要风雨同舟一段。它常把人作弄够了，又用甘露来清洗你的创伤。把你抛在荒芜的小岛，却不忘留下清泉和面包。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不是怕亚当寂寞，才从他身上抽出一根骨头，作成夏娃陪伴他吗！

       春去夏来，随着时光的消逝，两大造反派的矛盾却越来越深了。夜夜都响着激烈的枪声，悲壮的国际歌，语录歌，口号声此起彼伏，使人感觉深处于战场中。学校经常停课，我这个无权参加战斗的弃儿，自有一套打发时光的方法。那海边沙滩上多少次留下我的足迹，躺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沙子上，作着不着边际的梦。虽然父亲还关在牛棚里，母亲常不回来，但一切很快习惯了，或者说麻木了。少年的活力就像压在大石下的青草，还是要冲破土壤发芽、生长的。只是当我捧着满手贝壳，回到家时，看到那暗淡的窗口，我的心灵上才升起一股离开父母那种寂寞凄凉的感觉。

       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班级到外地学军，我不能参加，只得呆在家里。下午，我把小提琴套上弱音器，拉着舒曼的《梦幻曲》，忽听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绿琳，她双眼红肿。两只手反搅着，一进门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。“怎么啦！”，我吃惊地问。她嘴角抽促着，双肩耸动，伏在沙发上哭着，许久，说：“昨天我哥哥在阳台上，被流弹打死了，他.......，她大哭起来。一时我呆了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也不知如何安慰她。其实安慰又有什么用，那一段被流弹、炸弹打死、打伤的太多了。更不用说死于武斗之中。稍停她又告诉我，她母亲单位正大清查，她母亲也被关押了。她母亲是地区医院的副院长，妇产科专家。我见过几次，中等个子，头发斑白，很和蔼，我到绿琳家，她常对我们说：“要多读些书，少去外面混。”她十分疼爱绿琳这小女儿，这只须从绿琳的穿戴、吐谈便可了然。

        许久，我们默默无言，空气十分沉闷，窗外麻雀吱吱叫着，海风吹来，夹带一股碱涩味，邻家的猫把瓦片弄得叭叭响。一切是那样的烦人，真有点喘不过气来。“这群混蛋。”，我恨恨地骂了声，打破那使人窒息的气氛。握紧拳头。绿琳抬起头，止住哭泣，一双茫然的眼睛盯着窗外，一时间，她好像大了许多。

       她变了，那曾经压在我身上的，现在还使我受伤的一切，她也尝到了。

       一次课外活动，我拿着一本儒勒-瓦尔纳的《神秘岛》，躲在池塘边看着，突然“绿琳”二字进入我的耳膜，近处有人谈话：“...绿琳就是应该开除出红卫兵，反正，我们组织里不能有小黑帮。”说话的是班里的一个副班长，扯着一付尖嗓子。“但是，据说她母亲的问题还未查明，这....”“这不管，为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，我们要站稳立场，划清界线，这是关系到接班人的政治问题。从今以后，不许她参加一切活动。”

       从此，笑容离开了她的脸盘，笑声也消失了，跚跚漫步，心事重重，我知道，她比我当初的处境更加难受。一个人在黑暗暗的房间里呆久了，眼睛会慢慢习惯，有一种适应能力——放大瞳孔。但一个在阳光下行动的人一瞬间被推进黑暗的斗室中，一时是什么也看不到的。希望，温暖，特别是母亲的温暖就像一盏灯火，时常照亮我们的心灵痛苦黑暗的角落。母亲不仅用乳汁哺养我们成长，还用心血替我们洗清创伤。精神是肉体的支柱、基石。有时，缺乏的物质可用坚强的精神去补偿，但是精神的受伤，失去母亲的打击，那种从无忧无虑的生活中一下被推进屈辱，冷遇，排斥之中的心情，也许只有从悬崖上摔下的人才有所感觉。红卫兵被开除了，袖章收回了，母亲的工资停发了，一切陷入了无规则的混乱中。生活无人问津，无情的事实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头上，打在心里。哭！眼泪不住地流，干了，剩下的是血。

        希望，如果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等待，盼望。每天，她停立窗前，希望从千百个行人中发现母亲的身影。每夜，她侧耳聆听，希望从杂乱的声音中，分辨出母亲的脚步声，一天，二天，一个月，二个月......时间在失望与痛苦中流逝，失望在时光的流逝中增加。希望，希望，希望像蜡烛，幻想就是火苗，渐渐地熄灭了。

        一九七一年二月，我们初中毕业了，上高中是用推荐的，不用说我们无份。当时，内地修建龙坎铁路，招收大批民工，我就报名了，临行前夜，我们约好在菽庄花园见面。

        那晚，夜明如洗，海浪轻轻地敲打着岸边的礁石，风吹得椰子树哗哗作响，几块白云飞驰而过，到处可嗅到一股早春的气息。柳树萌芽了，桃花含苞欲放，几只夜归的帆船，鼓着风驶进海港。是啊！生活是不停息的呵！

        她来了，白白的脸在月光下莹洁如玉，长长的睫毛下蓄着二汪秋水，风戏弄着她的乱发，把衣服鼓胀着。二年来，她大多了。已是一个硕长，美丽的少女，特别是近来一段，从那幽怨深沉的目光里流露出一股难言的情感。

     “毕业了，怎么办？”，她茫然地说：“妈妈不知在什么地方，现在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毕业了......”“哈！毕业了！多动听的词啊，我对你又爱又怕。那屈辱的，无所事的学习生活已使我厌倦。但是社会的复杂，前途的渺茫又使我望而怯步。”一边是暗礁四伏的岸，一边是莫测高深的海，狂风把我们吹向大海，推向未来。

        我沉默着，有什么好讲呢！安慰！用什么安慰？希望！但希望呢？几乎没有。

     “如果小学毕业，继续上中学，现在我们正准备上大学，你想学什么？”“这”，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，好像“理想”使她害羞。“我想当个医生，救死扶伤，我喜欢小孩，学小儿科。”她两手轻轻地挥舞着“我一定能当个好大夫，和我妈妈一样。”她点点头说着。“你呢？”“我，哦！我小时候就羡慕教师，希望长大当个老师。像我当时的老师和我父母亲一样，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但这几年，学校的情况和爸爸的遭遇使我寒心，而且，看来读书教书也没啥用处，我真不知做什么好。”“大学都没有招生了，就有，也没咱们的份。哼，连高中都上不了，还想进大学。”她把嘴一扁，卑夷自嘲地答道。

       是的，幻想是轻松的，美好的。现实却是沉重的，失望的。我愿闭上双眼。让思想插上双翅，让心灵敝开门户和那娇健的海燕，低晾海谷，高击长空。

    寒风轻轻地吹着，几丝寒意，绿琳紧靠着我，紧紧地，我们待了很久，很久，忘记了眼前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不幸的，但也是幸福的。

    呜！火车一声长嘶，拉着长龙般的车箱出发了，其中也有我所乘座的六节闷缸箱，“咔嚓，咔嚓“的车轮声单调地响着。车里是大多数不相识的青年人。旁边，有人轻哼着：“蓝蓝的天空，白云在飞翔，美丽的东海岸边，是可爱的鹭岛，我亲爱的家乡-------”少时，和声四起。

      工地的生活紧张、艰苦，每天开山、放炮、运土、打夯、为加快铺好这条通往煤矿基地的干线，劳动是沉重的。奇怪的是，自从我们分别后，仅接到绿琳一封信，就中断了消息。我迷惘、疑心、焦急、猜测，但毫无用处，真急人，半年过去了，工程终于结束。随着归途飞转的车轮，我的心也飞起来。到了，家乡。我什么都没顾上，便怀着慌恐的心情来到绿琳家，古铜色的大门重新漆过，窗台上的玫瑰花没了，一切都不是从前的样子，一股不祥的预兆涌上心来。我按了门铃，紧张地等待着，少顷，一个陌生的阿姨打开门：“绿琳在家吗！”她迷然片刻道：“你是找许院长的女儿的吧！”我点点头。“噢！你不知道？自从院长死后，她女儿就疯了，听说住院去了，可不知在那个医院。”我头脑嗡的一声，周围的东西顿时旋转起来，眼前的一切在视线中模糊了......

       经过多方打听，才从绿琳的一个表姨那里得知情形。几个月前，医院里一个造反派头头，提升为院革委会领导。搞了个什么院特务组织潜伏案件，共有二十多人，许院长被打成反共救国军二科科长。把治疗无效死于医院的人算为血债，有意陷害。并说在圣约翰医科大学读书时就受了特务训练，对许院长进行逼、供、拷打、审问，剃光头、坐土飞机，不给水喝，在肉体和人格上严加摧残，老人受不了那非人的待遇，终于在南靖办学习班的时候，用小刀割断颈动脉，抛下唯一的女儿，自杀了。院长死后，许久不让绿琳知道，直至消息走漏，才通知绿琳，说是畏罪自杀，绿琳当时就昏倒了，醒来后神志不清。绿琳！绿琳！有谁还比你更不幸呢？你才十八岁就成了长空中孤雁！你......

       下午，我到精神病院，一个护士把我带到一间隔离室，不能见面，只能从门上送饭的窗口看望。只见她背朝门，坐在一张铁床上，穿着一件印有号码的麻布衣服，手比划着，嘴里发出“啊，啊”的声音。就是她？我碰了碰门，她转过身来瞪着失神的眼睛，毫无表情地看着四周，突然笑了。但并不是认出我来，而是病态的笑容，嘴歪着，脸部肌肉抽动，自言自语，身体十分消瘦，额上一块块青伤。啊！这就是她，我不敢相信自己，半年前还是好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竟......泪水沿着脸滴下来，我哭了。

       她才十八岁，前途，生活，将来，一切怎么办？我紧咬着嘴唇，死命抓住门上的把手，头脑胀痛。我不知怎么回到家，摔在床上，可所的幻影走马灯似地转过。泪水湿透了枕头。

        她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，学生，本来应在书山中攀登，知识的海洋中扬帆。可是她得到的却是冷遇，讽刺，打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个“黑帮”的子女！在那动荡的岁月里，有多少像绿琳的妈妈，和我爸爸一样的人，被迫害，被毒打，致死了，致残了。还有他们的子女，我们这些出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的心。屈辱、恐怖，失望和对父母无能为力的同情，难道我们还不了解自己的父母吗？亲眼看着父母跪在那儿，被拳打脚踢。我们的心在发抖，在收缩。眼泪，只有眼泪。在那一颗年青的心上刻下了什么？如果说“四人帮”造成的危害之大，莫过于在人的意识形态上所投下的阴影。那不是三年五载能抹去的创伤。我不敢往一细想了！

      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带到偏远的山村，在那儿度过了六个冬夏、春秋，叶绿琳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眼前。一九七六年十月终于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，“四人帮”垮了，大地复苏了。

       七七年高考，我被录取了，临行前夜，漫步于我们曾经经常呆过的海边，聆听海的低语，静观潮的起落。生活也像这眼前一片茫茫的大海，有时喧哗，呼啸，有时沉静，平和。爸爸平反了，重新回到讲台。但绿琳的母亲受害身死一案，却仍如石沉大海，查无音讯。难道死了，就结束了？绿琳虽出院但病情并未痊愈，脆弱的精神不堪受一点刺激，谁能替她伸冤！那“造反”有功的头头依然官星高照。看来，在平静的海面下还有暗流。

      终于，八年后的今天，绿琳母亲的冤案彻底昭雪平反了，但是，谁又能料到，消息传来，又像把绿琳从黑暗中带回阳光下，强烈的刺激，兴奋，还有往日悲痛的记忆，竟使她难于承受，病魔又夺去她的理智。

 啊！绿琳，你快在阳光下医好那已入膏肓的心病吧，等待着你的不仅是光明和美丽的前途，还有我......